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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在團隊會議上大流淚 ，
上一次是余老師過世後。
本來如常地不發言，被杜醫師一點，就哽咽說不出話了，
後來語無倫次……
那天早上看一個12歲的女孩，媽媽在回顧病史時說
家裡是一般民間信仰，女兒三年前生病後，她勤著拜拜、不時念經，
基督教朋友也常來家裡幫女兒祈禱，唱詩歌給她聽。
「哪種信仰可以讓我孩子好，我就信，我願意背負叛教的罪……」。
看到女兒後背有一小塊因壓太久形成的紅腫，她不捨、自責地說：
「怎麼會這樣，媽媽對不起你……」。
下午跟杜醫師巡房時，看到50歲的女人坐在床沿，
媽媽站在身邊扶著虛弱的她，輕撫她的頭髮，求助地說：
「醫生，我女兒這幾天越來越沒體力，可不可以多打一些針……」。
其實女兒已經同意，不再做無效的醫療，包括打營養針或生理食鹽水。
團隊會議討論時，我們說，「媽媽比病人本身還無法接受……」。
我說：
「都是媽媽照顧女兒……。
接受？放手？絕非易事，
不管幾歲都一樣，孩子永遠是孩子，媽媽的心頭肉，
怎樣也不捨他們受苦，寧願自己去受；
能用自己的什麼換回孩子的健康，也都願意的。
在病房裡站在後排，看著這對母女，我不禁流淚，
我想到「助天下人愛其所愛……」：
人世間的苦難常常無由，能插手改變的程度也有限，
我無法安慰什麼，也無法幫忙解決什麼，
能做的，也只是在有能量時，多去關懷和支持他人。
我幾乎不曾嚴肅檢視自己家訪時的言行，是否合乎課堂所教，
我只（能、願）做自己，說自然想說的，做自然能做的……。
以這樣的角度來看，我或許是不稱職的志工，
就算如此，因無法坐視他人的苦難，我還是會做一點算一點……。」
後來，心理師有很多回饋，大致是說：
「團隊中的醫護、心理師、宗教師幾乎都被賦予特定的「角色」，
有生理問題，找醫護，
種種心理問題，找心理師，
所謂靈性困擾，找宗教師。
心理師無法以真心示人，他們被專業和身份限制了，
在末期病人以赤裸的心相待時，呈現這樣「不真實的自己」是殘忍的，
而志工沒有「角色」賦予的特定功能，沒有包袱，
他們可以「如實」呈現「人性」面（余德慧老師所謂的「裸活」）。
志工其實不用接受過多的訓練、上太多課，去當個「半吊子」的心理師；
他們能盡情表達內心感受（心理師要跟「病人」保持情感距離），
就像流眼淚，「陌生人」為他們真心流下淚，病人、家屬會感到很溫暖，
這往往也是病人和家屬最需要的……。」
這麼說來，我慶幸自己當志工，而不是任何正式編制內的專業人員，因為
我敢於聲稱擁有的，只有真誠的心，不是能力；
而我很難（不能也不願）勉強自己，
去壓抑、掩飾自然感受和反應（真心），或者讓言、行溢乎實、情。
「志工」這個角色，恰恰能讓我自在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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